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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國共青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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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曉同志在全國青聯科技界別
      “科技與金融”講座上的即席講話
       
      (2009年7月4日,根據錄音整理)
       

        很高興來到中科院參加今天的活動。眾所周知,中科院是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國家隊”和“主陣地”。從“兩彈一星”到“載人航天”,新中國每一項令人熱血沸騰、揚眉吐氣的重大科技成就,都銘刻著中科院的名字。我們也高興地看到,中科院共青團和青聯組織一直在我國青年工作格局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無論是在優秀青年典型培養方面,還是在青年活動開展方面,都作出了積極貢獻。特別是在全國青聯發展的各個時期,一大批中科院人活躍在青聯的大舞臺上,為青聯事業發展貢獻著青春、智慧和力量?梢哉f,中科院和全國青聯有著不解之緣。

        剛才,克拉姆里克先生和張旭廷先生分別為我們作了精彩的演講。他們倆兒都是該領域的一流專家,理論功底扎實,實踐經驗豐富。據我所知,克拉姆里克先生是美國硅谷資歷最深的科技投資家,被業內稱為“科技風險投資之王”;張旭廷先生曾協助華為公司打贏了與思科的知識產權侵權案,在國內外名動一時。兩位頂尖高手的現場講解,使我們深受啟迪。

        今天講座的兩個主題雖然處在不同的領域,但貫穿著同一條主線,即科技與市場經濟的融合。我認為,這一融合順應了人類科技發展的大趨勢,在科技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

        我認為,人類科技發展的軌跡可以用“分分合合”這四個字來形容。第一個“分”,是指科學與哲學的分離。大家知道,古代的科技知識長期附屬于充滿想象性和猜測性的自然哲學體系。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在五世紀左右,科學開始與哲學分家,科學的重心開始從“形而上”和“永恒”轉移到日常生活。第二個“分”,是指科學與神學的分離。在中世紀,科學一直是神學的分支,服從并服務于神學的世界觀。在十六世紀左右,以哥白尼的《天體運行》一書出版為標志,自然科學開始逐步從宗教神學中解放出來,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科學。第一個“合”,是指科學與民族國家的結合。以十八世紀的德國為標志,科學事業正式成為國家舉辦的事業,擺脫了“業余”和“無組織”的狀態,進入了大協作大發展的新階段。第二個“合”,是指科學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經濟學家研究發現,十九世紀以來,人類大規模的科技活動是與市場經濟發展的階段緊密相連的。第一、二、三次工業(科技)革命都是首先發生在當時市場經濟制度最為完備的國家。而在這第二個“合”的過程中,科技已經先后經歷了與貿易結合、與制造業結合等“二級階段”,如今,正在迅速進入與金融結合的新階段。

        不容否認,科技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特別是與現代金融業的結合,使自己獲得了發展的“加速器”,充滿了生機與活力。比如,北京中關村地區就可以說是現代科技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地標式成果。但我們要認識到,任何事物都是辯證的。盡管當前科技與市場經濟相融合是熱點話題,大勢所趨,我自己也很認可這一方向,但我認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要避免“單向度”的思維。也就是說,我們應在看到大量“利好”因素的同時,也應清醒地認識到,科技在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過程中還存在著一些“瓶頸”制約,需要解決一些難題。

        第一,如何防控天然性風險

        大家知道,科學技術和市場經濟天生都是“偏不確定性”的事物。兩者相結合,實質上是將技術風險與市場風險疊加在一起,風險概率加大。這一點在股市上表現得尤為突出。統計表明,從2001年至今,立足于高科技產業的美國納斯達克指數平均波動幅度為18%,而立足于傳統產業的標普500指數同期波動幅度只有10%,差距懸殊。再比如,在我國科技風險投資領域,成功率一直不高,畢竟,像克拉姆里克先生這樣經驗豐富的高手還是屈指可數。我看到一組數據,去年我國國內風險投資公司最終通過“破產清算”的方式退出投資對象的比例達20%,情況不容樂觀。目前,很多人將國內高科技企業風險投資成功率不高歸因于外部制度、政策不完善,但我認為,這一領域天然的“高風險性”才是首要原因。因此,在為科技創新提供社會化資源供給的同時,如何有效控制風險,需要我們科技、金融領域的工作者作出共同努力。

        第二,如何突破工具性困境

        這一困境大多產生在科技與金融的結合過程中。在高度發達的現代金融市場上,科技產業在運用現代金融工具有效融資的同時,也受到現代金融工具過度衍生的負面影響。比如,知識產權證券化作為資產證券化的深化,正在國外逐步擴展。實事求是地講,作為一種“杠桿化工具”,這種融資手段是高效率的,但同時,它也存在著和資產證券化同樣的隱患。尤其是在大量“杠桿化工具”引發美國次貸危機之后,國內金融界關于“杠桿化”與“去杠桿化”的爭論一直很激烈。而對我們國內科技產業而言,對金融“杠桿化工具”的認識還不夠深刻,運用還不太熟悉,在以后的融資過程中,到底要不要“杠桿化”、“杠桿化”保持在什么樣一個“度”,都是遠遠沒有形成共識的問題。

        第三,如何化解制度性悖論

        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之一是產權清晰。確立并保護知識產權是科技活動融入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但是,知識產權制度正在面臨著一場悖論,即旨在保護科技創新積極性、促進科技創新的制度設計,在一定程度上卻限制了科學技術的廣泛傳播和轉化。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知識資產作為公共物品,其邊際成本為零。知識產權制度將知識資產私有化,實際上是增加了商品的邊際成本,從而減少了科技成果的使用或推廣。這一方面的典型事例就是,在2003年“非典”和今年甲型流感傳播期間,國際制藥巨頭羅氏公司堅持以保護知識產權為名,拒不轉讓特效藥“達菲”的生產權,受到國際輿論譴責。平心而論,這場風波的根源不在羅氏公司,它也是按一定規則行事的,關鍵是在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內在矛盾上。因此,如何設計變革現有的知識產權制度,實現對科技創新積極性和科技傳播便利性的均衡保護,是各個國家特別是我國這樣迫切需要廣泛普及科技成果的發展中國家需要認真思考和研究解決的問題。

        第四,如何避免價值性異化

        科技有科技的倫理,市場有市場的邏輯。技術與市場的結合,在一定程度上給科技的本質目標帶來了被異化的危險。大家知道,服務于人類發展是一切科技創新的根本宗旨。但在市場環境中,在資本的驅動下,技術創新首先接受的是來自市場主體的過濾。市場主體根據自身的利益需要對技術進行自主選擇。促進怎樣的技術創新,新技術應用于什么樣的領域,怎樣應用新技術,都要受到市場主體的強力影響。大家知道,噴氣式飛機的技術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就已成熟定型。但由于這一新技術威脅到當時大量使用螺旋槳飛機的航空公司的經濟利益,因而受到嚴重阻礙,遲遲不能投入民用航空領域,足足拖了二十余年?梢哉f,在這種背景下,科技創新的價值已經被資本的力量嚴重扭曲了。因此,當代科學技術發展如何能夠既依賴于市場的資源供給,又超出于市場主體的利益之爭,是人類遲遲未能解決的一道難題。

        以上是我一些粗淺的認識和思考。在座諸位都是全國青聯特別是科技界別的杰出青年人才。希望大家能夠繼續關注、研究這些領域的問題,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推動我國科技事業持續健康快速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當前,現代學科領域正呈現出三大趨勢,其中最突出的一個趨勢就是高度綜合與高度分化協同發展。希望全國青聯秘書處和各個界別進一步組織開展好活動,為青聯委員們提供一個橫跨學科、綜合觀察的學習交流平臺。

        再過3個多月,中科院將迎來60歲的生日。在此,我預祝中科院生日快樂!祝中科院和在座各位朋友的事業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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